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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加强重大外资项目跟踪储备。各级发展改革委要根据职能，积极做好投资促进工作，加强与开发区、招商部门对接，完善重大外资项目跟踪储备机制。其中，对于制造业、高技术服务业总投资10亿美元以上在谈、签约、在建外资项目，如涉及国家部委协调事项的，省级发展改革委要及时向国家发展改革委申报，符合条件的将按程序纳入重大外资项目工作专班协调。技术先进、医疗防疫、关键领域或中西部地区、东北地区的项目，可适度放宽规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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众所周知，中国光伏自2018年6月份起迎来“531政策”，加之财政补贴严重拖欠，电站开发非技术成本居高不下，弃光限电等顽疾，令产业一度被资本抛弃，随之进入“寒冬”。谁曾想，受“寒冬”影响，产业链中相关产品价格的大幅下降，以及企业被迫转战海外市场等无奈之举，却有意无意间加速了光伏的平价化，激发了国际能源市场对太阳能利用的巨大需求，以至于2019年上半年，在海外市场驱动下，中国光伏主要制造企业呈现出产销两旺局面。

如今事与愿违，银亿集团走上破产重组之路，银亿集团及宁波银亿控股已于6月14日向宁波法院申请重整。2019年以来，银亿集团、银亿控股持续面临流动性危机，为债务问题，保护债权人利益，两家公司从自身资产情况、负债情况、经营情况等方面分析，认为均属于可适应市场需要、具有重整价值的企业。

据本报记者了解，该指数品牌由博时基金大数据指数投资平台发展壮大而来。目前旗下产品涵盖核心宽基、特色主题、海外QDII、商品、大数据、债券等六大类指数体系。“通过各类指数深挖不同配置需求，在把握核心标的同时，多元布局细分领域，精准定位，特性鲜明，同时重点打造头部产品，以丰富的产品层次有效满足投资者个性化的布局需求。”博时基金有关人士介绍称。

另外，金融机构本身的治理体系完善与否，对监管效率的高低有决定性的影响。现在中国的金融机构还需要进一步市场化，要对监管当局的措施能够有比较好的反应。李扬提出，稳定的制度、市场化的制度、有法律保障的制度是第一重要的。监管规则方面的问题相对来说是好解决的，把监管职能用适当的法规确定下来，这是中国可以进一步改善的。外资机构在中国所谓的困惑，不只是监管本身，还有整体的运行环境。 例如上海金融中心有一些政策是“先行”，国外投资者不是特别能理解什么叫先行，为什么在这个地方能做别的地方不能做，而且这个“先行”也是经常变化的，不好理解。所以，下一步中国在制度稳定方面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。